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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绿母] 妈妈是税务员1-9【字数:35728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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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窥堂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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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6-7-7 17:58:2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第1章
  在我九岁的夏天,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,变得缓慢而又漫长。
  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,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,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,叶子油亮得发黑,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又清凉的苦香。
  我的世界,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。
  窗外就是香樟树,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,声音沉闷又连绵,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。
  我喜欢用手指,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,画出一个小人,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、滑落,像流下一滴滴眼泪。
  我们的家很小,三十平米不到,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。
  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、写字的地方,一张掉漆的方桌,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。
  吊扇转得很慢,像个疲惫的老人,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。
  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,我和妈妈一人一头。
  她头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,混合着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,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。
  爸爸是什么味道,我已经彻底忘记了。
  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跑运输,一年到头也回不来。
  但我隐约知道,这只是她编造的,说给我听,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。
  因为有一次,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,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、纸张已经泛黄的《离婚协议书》。
  我认识那上面的字。
  我没有问妈妈,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,放回了原处。
  从那天起,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。
  妈妈叫程蕾,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。
  每天早上,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,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。
  她皮肤很白,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、细腻的白,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。
  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,再卧一个荷包蛋,看着我吃完,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,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。
  她的自行车后座,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。
  但上了小学后,她就不怎么带我了。
  她说,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。
  于是,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,踩着地上的水洼,独自去上学。
  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,要穿过一条长长的、铺着青石板的老街。
  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:散发着药材味的药铺,挂着腊鸭和香肠的南货店,还有一家理发店,门口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、摇着蒲扇的老头。
  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,每天在固定的时间,播放着固定的节目。
  早上是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,中午是评书《杨家将》,晚上则是《城乡点歌台》。
  日子平淡,琐碎,但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规律感。
  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。
  她的生活,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,每一笔开销,每一个步骤,都被精确地计算和安排过,严丝合缝,井井有条。
  比如,我们家的晚饭,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。
  一荤,一素,一个炒时蔬,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。
  荤菜通常是她从菜市场买来的、最便宜的带点肥的猪肉,切成薄片,用酱油和淀粉腌过,再和青椒一起爆炒。
  她说,男孩子要长身体,不能缺了油水。
  她的厨艺算不上好,做的菜总是清清淡淡,但她切的菜,却像她的字一样,工整得近乎偏执。
  土豆丝细得像粉丝,豆腐干切得像火柴棍,青椒的棱角都被她细细地剔掉。
  她对“整洁”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。
  地面永远拖得一尘不染,能映出人影。
  衣服永远叠得有棱有角,塞在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木箱里。
  就连我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哪吒闹海连环画,只要被她看见,她也一定会停下手里的事,用她那双漂亮的手,一点一点地将书页抚平,再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好,端端正正地放在桌角。
  而这份近乎偏执的秩序感,在她每天下班后,换下那身蓝色税务制服时,会以一种更私密、也更让我着迷的方式,展现出来。
  我们家的卫生间很小,就在厨房旁边,没有门,只挂着一道半旧的塑料帘子,上面印着褪色的小鸭子图案。
  每天傍晚,妈妈从医院回来,第一件事,就是走进那道帘子后面,里面会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  南方的夏天,天气闷热,她从单位回来,脚上总是穿着一双薄薄的、肉色的丝袜。
  那种袜子,家属院里很多阿姨都穿,但没有谁穿得像她那么好看。
  她脱下来的袜子,从不会像爸爸以前那样,随手扔在床边或椅子上。
  她会先用清水,仔细地将它们洗干净。
  我常常假装在客厅里玩弹珠,眼睛却不受控制地,被帘子下方露出的那一小片光景所吸引。
  我能看到她赤着脚,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。
  她的脚很秀气,脚踝纤细,脚趾圆润。
  她会把换下来的丝袜,放在一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,倒上一点点洗衣粉,用她那双漂亮的手,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
  那动作,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,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  白色的泡沫,会顺着她洁白的手腕,缓缓地往上爬。
  洗完后,她会把袜子拧干,但又不会拧得太干,生怕破坏了那脆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纤维。
  然后,她会用两个小小的、带着粉色塑料夹子的衣架,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别夹好,挂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、细细的铁丝上。
  那两只被水洗过、半透明的袜子,就在那里,安静地、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。
  水滴落在下面的脸盆里,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极有规律的声响。
  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,光线会穿透那层薄如蝉翼的尼龙材质,让它看起来像两条被挂起来的、散发着朦胧光晕的、有生命的蝉蜕。
  一股混杂着蜂花牌檀香皂和她脚上独有的、淡淡的汗味的、温暖而又陌生的气息,会从帘子后面,悄悄地弥漫开来,萦绕在整个屋子里。
  我总会忍不住,想凑近了去闻。
  有时候,趁她不注意,我会偷偷地溜进卫生间,站在那两只正在滴水的袜子下面。
  我会仰起头,闭上眼睛,深深地吸一口气。
  那股味道,会钻进我的鼻子里,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、心跳加速的眩晕。
  那不是单纯的香味,那里面,有妈妈的温度,有她的疲惫,有她走过的路,有她身上那种永远干净、永远一丝不苟的、属于她自己的味道。
  这种秩序感,是她在那个混乱的、黏稠的夏天里,为我们俩建立的唯一避难所。

第2章
  那年夏天,最热门的话题,是“税改”。
  这个词,像梅雨季的湿气,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。
  大人们在饭桌上、在楼道里,压低声音讨论着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:“国税”、‘地税’、“农业税附加”。
  我只感觉到,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。
  以前,晚饭后,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,一边择菜一边聊天,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。
  但那之后,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,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,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。
  妈妈的变化最大。
  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,里面装着厚厚的、印着表格的纸。
  晚上,她不再打算盘,而是用一把木尺,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,嘴里念念有词。
  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,手腕悬着,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,像在跳舞。
  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,吊扇昏黄的光,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
  她开始抽烟了,悄悄地。
 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,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,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,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
  烟是红梅牌的,味道很呛,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,而是一种苦涩的、带着心事的味道。
  我以为,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,缓缓地流淌下去。
  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,像一块石头,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。
  外公,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,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,摔倒了。
  那一天,妈妈的世界,静音了。
 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,她听完后,没有哭,也没有慌,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,停在了半空中。
  那把刀很锋利,被她磨得锃亮,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。
 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,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,完整地削完,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。
  然后,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,对我说:“何晨,看好家,妈妈去一趟医院。”
  她的声音,平稳得像在说“我去买一捆青菜”。
  从那天起,妈妈的世界里,只剩下医院。
  她每天天不亮就去,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。
  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,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,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。
 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,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。
 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,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:两万。
  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、印着“储蓄光荣”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,那是她所有的积蓄,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
  她把存折递给我,让我看。
  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,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。
  “晨晨,你在看……”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,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。
  “这个数,比那个数,少了一个零还不止。”
  第二天,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,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,凑了一千四百块,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。
  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,和一句冷冰冰的“尽快补齐后续费用”。
  自那以后,我们家的饭桌上,再也见不到荤腥了。
  每天都是青菜豆腐,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。
  妈妈开始在深夜里,反复地拖地。
  一遍,又一遍。
  木柄的拖把,在水泥地上摩擦,发出“沙沙”的、催眠般的声音。
  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,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、混乱的脚印,一并抹去。
  钱的缺口太大,妈妈开始回乡下。她没有让我跟着去,每次都是一个人,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,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。
  第一个去的地方,是大舅公家。
  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,家里开了个小卖部,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。
  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,带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,里面装着两百块钱,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,皱皱巴巴的,带着一股烟草和酱油混合的味道。
  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,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。
  她什么也没说,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人聊天时,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:“蕾蕾啊,不是舅公不帮你,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,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,我刚给他填了窟窿……这点钱,你先拿去应应急。”
  舅舅程伟,是在那之后不久,不请自来的。
  他提着一网兜橘子,一脸谄媚的笑。
  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,在乡下上班,平时游手好闲。
  他一进门,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,回来后,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,说他也要尽孝心,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。
  结果,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,掏出来一个手帕,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,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。
  他把钱塞给妈妈,说:“姐,我就这么多了,你别嫌少。”
 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。
  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,美其名曰“方便照顾”,实际上是躲在城里,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。
  他的到来,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。
  他白天不敢出门,就在屋子里抽烟,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。
  他吃饭狼吞咽,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。
  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,还说梦话。
  我们家那股干净的、清爽的味道,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、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,彻底覆盖了。
  妈妈没有赶他走。
  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,更沉默地、更用力地去拖地。
  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着酸臭味的汗衫。
  她把衣服泡在盆里,倒进很多洗衣粉,用刷子一遍遍地刷,那架势,不像在洗衣,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。
 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。
  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,工整的字迹,详尽的陈述,交到了局办公室。
  一个星期后,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。
  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,拍着她的肩膀,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。
  妈妈低着头,一遍遍地说着“谢谢组织关怀”。
 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。
  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,她会深吸一口气,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。
  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,站了很久,才把那句“能不能周转一下”说出口。
  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,眼圈是红的,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。
 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。
  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,听完后,就开始叹气,说自己家里也困难,孩子上学要交钱,老人看病要花钱,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。
  还有的人,从猫眼里看到是她,就干脆不开门。
  那个夏天,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,判断她当天的收获。
  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,说明借到了钱;
  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,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。
  但无论结果如何,她回到家,第一件事,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,用那支英雄牌钢笔,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。
  谁的名字,多少钱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  那个本子,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,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。
 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,筹到的钱,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,依然遥远时。
 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,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。
 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。然后,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。
  “我们出去一趟……”她说。
  我问:“去哪儿?”
  她沉默了一下,说:“去找你爸爸。”
  何斌……
  这个名字,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,被她重新捞了上来。
  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,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、嘈杂的城中村。
  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。
 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、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
  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,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。
  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,楼道里堆满了杂物。
 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,穿着睡衣,正在嗑瓜子。
  她看到我们,愣了一下,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,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,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。
 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,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,也老了一些,头发油腻腻的。
  看到我们,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,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。
  “你们……怎么来了?”
  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,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。
  她说:“爸病了,脑溢血,在医院。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。”
  她没有提任何要求,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 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  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,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。
  何斌挠了挠头,眼神躲闪着,不敢看妈妈的眼睛。
  “蕾……程蕾啊……”他搓着手,语气里满是为难。
  “不是我不帮……你看我这,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,前阵子刚添了个小的,到处都要用钱……”
  他指了指里屋,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
  “一万块,我上哪儿给你弄去?”他叹了口气。“我现在……自己也是一身的债。”
  妈妈的嘴唇,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
  她看着他,这个她曾经的丈夫,我名义上的父亲。
  那个男人,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,最终选择了退缩。
  他把头埋下去,不敢再说话。
  妈妈沉默了。她站在那间昏暗、油腻、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,身体站得笔直,像一株濒死的白杨。
  过了很久,她牵起我的手,转身就走。
  自始至终,她没有再说一句话,也没有流一滴泪。
  回去的路上,雨又下了起来。我们俩都没有带伞。
  冰冷的雨水,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,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,显得格外狼狈。
  回到家,她把我安顿好,让我自己写作业。然后,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。
  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,很久很久都没有停。
  那晚,她没有做饭。
  这是我记事以来,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。
  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,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。
  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睡衣,躺在了床上,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  我饿着肚子,不敢去打扰她。我只知道,她所有的路,似乎都走到头了。
  第二天早上,她像往常一样,天不亮就起了床。
  她的脸色很差,嘴唇干裂,但眼神,却恢复了一种令人心悸的、死水般的平静。
  她没有给我冲麦乳精,也没有卧荷包蛋。
  她从那个装有《离婚协议书》的木箱最深处,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、崭新的丝质衬衫,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。
  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,很久很久。
  当我再次看到她时,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  那身衣服,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、也陌生了许多。
  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,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口红,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、不那么张扬的红色。
  她走到我面前,蹲下身子,帮我理了理衣领。她的手指,冰冷得像冬天的铁。
  她看着我,露出了一个微笑。那是我见过的,最悲伤,也最陌生的微笑。
  她说:“何晨,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在家,要听舅舅的话。”
  然后,她站起身,没有再看我一眼,拿上她的布兜,走出了家门。
  那天,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,而是罕见地,在路边,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。
  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。我站在窗前,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、巨大的恐慌。
  我知道,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,和钱有关。
  等她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了。
  舅舅立刻迎了上去,脸上堆着讨好的、急切的笑,声音压得像蚊子叫:“姐,怎么样?事……办成了?”
  妈妈没有看他,甚至没有换鞋,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,把手里的布兜,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。
  布兜的袋口没有系紧,里面的东西,因为惯性,滚了出来。
  那是一捆钱……
  崭新的,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,红色的大团结。
  那一捆钱,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、油腻的方桌上,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,散发着一种近乎妖异的、刺目的光芒。
  我和舅舅都看呆了。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,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。
  那红色的光,似乎带着一种魔力,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。
  舅舅的眼睛里,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。
 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,想要去摸那捆钱,但手伸到一半,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,猛地缩了回来。
  他抬头看着妈妈,脸上的表情,敬畏多于喜悦。
  “姐……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  妈妈依然没有说话。
  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,拧开水龙头,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,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。
  她洗得很用力,很慢,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、极其肮脏的东西。
  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“蜂花”牌檀香皂,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,每一个指甲缝,直到手背的皮肤,被搓得通红。
  那晚,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。
  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,被供奉在我们家最深的秘密里。
  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,不敢再问。
  而我,则从妈妈那晚冰冷的眼神里,读懂了一种不容触碰的威严。
  我们都默契地,将这个话题,埋在了心底。
  外公的病,因为那笔钱的及时到位,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。
  医生说,只要后续康复跟得上,就有希望站起来。
  家里的气氛,除了妈妈之外,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  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,甚至开始在饭桌上,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。
  每当这时,妈妈就会放下碗筷,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。
  然后,里面会传来巨大的、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。
  只有妈妈,依然沉默着。
  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,投入到对“整洁”的维护中。
  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、被罩、窗帘,全部拆了下来,泡在巨大的搪瓷盆里,倒进去半袋洗衣粉,反复地搓洗、漂白,直到它们在阳光下,白得刺眼。
  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,都放进开水里煮,一遍又一遍。
  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,跪在地上,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,都擦拭得干干净净。
  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、上了发条的机器,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,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,悄然蔓延的“不安”。
  她的身体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消瘦了下去。
  原本就清瘦的脸颊,微微地凹陷了下去,显得那双眼睛,更大,也更空洞了。
  她吃饭的时候,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,筷子夹着一根青菜,悬在半空中,许久都不动一下。
  工作,成了她唯一的寄托。
  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。
  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,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人。
  谁的报表有错漏,她会默默地拿过来,重新核算;
  谁的业务不熟练,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。
  她成了整个科室里,来得最早、走得最晚的人。
  同事们都开玩笑说:“程蕾啊,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人炼啊。”
  每当这时,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,不解释。
  我们原本清苦、封闭的生活里,开始悄无声息地,出现一些新的东西。
  它们不突兀,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。
  有一次,妈妈下班回来,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、看起来很高级的牛奶,和一小袋核桃。
  她把牛奶热了给我喝,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,放在小碗里。
  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。
  她愣了一下,眼神有些闪躲,低声说:“是……是局里工会,看我们家困难,特别照顾的。”
  我信了。因为那牛奶和核桃,都带着一种“组织关怀”般正确的、无可挑剔的气息。
  还有一次,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、硬壳封皮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
  那本书,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,是内部学习资料。
  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,每天晚上,都会在灯下研读。
  那本书的扉页上,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、苍劲有力的赠言,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,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,把那行字给贴住了。
  这些东西,就像一滴滴温水,悄无声息地,持续不断地,注入到我们原本清苦、封闭的生活里。

第3章
  那个夏天,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,直到外公的病情彻底稳定,可以出院回家静养,他才找了个借口,回了乡下。
  他走的时候,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里的几块钱零钱。
  妈妈发现了,但她什么也没说。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,倒了半瓶花露水,然后用刷子,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人形印记的地板。
  那天晚上,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。她没有抽烟,也没有发呆。
  她手里拿着的,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《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
  她没有看,只是用手指,一遍又一遍地,轻轻摩挲着书的封面。
  在窗外透进来的、微弱的月光下,我看到她的脸上,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、极其复杂的表情。
  那里面,有感激,有敬畏,有不安,还有一丝……
  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,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后,不敢松手的依赖。
  我忽然意识到,那捆钱所开启的,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。
 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。一扇妈妈自己,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。
  那个漫长而又混乱的夏天,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,落下了帷幕。
  外公出院后,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。
  据说,外公虽然命保住了,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,说话也含含糊糊,需要人长期在身边伺候。
  舅舅以此为由,向妈妈又“借”了两百块钱,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,然后就带着外公,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。
  舅舅走后,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,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。
  那股盘踞已久的、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,终于被秋日干燥的风所吹散。
  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,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,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,擦拭、晾晒。
  当那股熟悉的、干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,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,我才感觉到,那个夏天,真的结束了。
  生活,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。
  妈妈不再深夜拖地,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。
  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模样,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。
  只是,她比以前更沉默了,也更忙了。
  她桌上那些关于“税改”的文件,堆得更高了。
  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,升上了四年级。
  我的同桌,依然是曾文静。
  曾文静和我,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。
  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、需要精心呵护的茉莉花,干净、文静,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、好闻的香味。
  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,是真正的文化人。
  她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连衣裙,头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。
  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,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B橡皮。
  而我,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、没人打理的香樟树。
  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,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。
  但不知道为什么,她很喜欢跟我说话。
  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、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,悄悄地塞给我一颗。
  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,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。
  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,没有嘲笑过我“没有爸爸”的同学。
  她就像那个夏天里,唯一透过乌云,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。
  那个周二的下午,自习课上,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,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。
  “何晨……”她压低声音,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。
  “这个周末,县里的新华书店,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,就在咱们学校附近。我听我爸爸说,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,还有打折活动。我们一起去看看,好不好?”
  我犹豫了一下……
  新华书店,在我印象里,是一个明亮、干净,但又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
  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,很贵,我只在开学时,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。
 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又小声补充道:“我妈妈给了我十块钱,让我自己去买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,我上周在《中学生阅读》上看到推荐了。我们可以一起挑,剩下的钱,我请你喝亚洲沙示。”
 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像两颗黑葡萄,让人无法拒绝。我点了点头……
  就在我点头的那一瞬间,一个黑影笼罩了我们的课桌。
  我一抬头,就闻到了一股混杂着汗味和某种我不熟悉、但感觉很“洋气”的古龙水味的陌生气息。
  是林海峰……
  他不知何时,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,身边没有跟着他那两个惯常的小跟班。
 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我的桌子,也没有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。
  他只是把一只手,重重地按在我的桌角上,身体前倾,看着曾文静,脸上挤出一个他自以为很潇洒的笑容,露出一口因为吃了太多糖而有些发黄的牙。
  “又去看书?那些字有什么好看的,都是骗人的。”
  他的声音很大,像是生怕教室里其他人听见。
  “我爸给我搞了台电脑,联想的!白色的!还能上网呢!你们知道上网是啥不?就是能跟全世界的人一起玩一个游戏,你在里面可以当国王,也可以当魔法师,比看那些假巴巴的故事刺激多了!”“全世界”,这个词,在2000年的我们这间小小的教室里,不亚于从天而降的外星飞船。
  全班同学,包括我,都投去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。
  林海峰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。
  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、带有很多拉链的书包里,拿出一个小小的、扁扁的塑料盒子,里面装着一张闪着银光的碟片。
  “看见没?《万王之王》!台湾那边过来的,要用专门的代理才能玩!我哥帮我搞的号。周末来我家,我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界。”
  他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一直瞟着曾文静,那眼神,与其说是邀请,不如说是一种急于找到同类的、不容置疑的炫耀。
  我看到曾文静的脸上,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。
  那里面,有作为孩子对新奇事物的好奇,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、来自书香门第的矜持和抗拒。
  她能分清。
  “当国王、当魔法师。”和爸爸口中那些“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”之间的区别。
  “谢谢你,林海峰……”她小声而又礼貌地说,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大人般的认真。
  “不过我爸爸说,玩物丧志,虚拟世界的东西,终究是假的。”
  林海峰脸上的笑容,僵住了。
  他大概没想到,自己抛出的、足以让全班同学疯狂的“新世界”,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地、甚至带着一丝智力优越感地拒绝掉。
  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,那股被驳了面子的恼怒,开始在他眼里聚集。
  但这一次,他没有发火。他只是收起了那副炫耀的姿态,看着曾文静,又看了看我,然后用一种近乎“恨铁不成钢”的、自言自语般的语气说:“假的?那什么是真的?听那些咿咿呀呀的破歌?”
  说着,他从书包里,拿出了一个银灰色的、扁扁的金属盒子,还有一副白色的、线很细的耳机。
  “妈的,听过没?”他把那个金属盒子在我们眼前晃了晃。
  “索尼的!我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。一张碟片,能存几十首歌呢!我哥给我拷的,都是那边最流行的,叫什么……”
  化学兄弟“你们肯定没听过,那才叫音乐!”
  他熟练地把耳机戴上,按了一下播放键,然后闭上眼睛,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情,手指还在桌子上跟着某种我们听不到的、强烈的节奏用力敲打。
  那一瞬间,他仿佛与我们这个嘈杂的、充满了粉笔灰味道的教室,隔绝开来,进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、由密集的鼓点和奇异的电子音效构成的、孤独而狂暴的世界。
  他陶醉了一会儿,然后摘下耳机,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,把其中一只耳机,递向了曾文静。
  “听听!这才是未来的声音!比你们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强多了!”
  这一次,曾文静没有立刻拒绝。
  对于一个生活在安稳、宁静世界里的女孩来说,那种从林海峰身上散发出来的、充满力量和未知气息的音乐,是具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的。
  我看到她脸上,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和一丝丝的渴望。
  但她的目光,下意识地,朝我这边瞥了一眼。
  我正坐在那里,手里捏着一支用到只剩一小截的、秃头的中华牌铅笔。
  我的文具盒,是那种最普通的铁皮盒子,上面印着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,边角因为摔过好几次,已经撞得凹了进去。
  那一刻,林海峰甚至不需要再说任何一句话。
  他只是举着那只洁白的、散发着数码产品特有气息的索尼耳机,就轻易地,在我们三个人之间,划下了一道无形的、却又无比清晰的鸿沟。
  一边,是属于他的,可以轻易拥有最新科技、接触到遥远国度轰鸣的、闪闪发光的新世界。
  另一边,是属于我的,那个停留在铁皮文具盒和亚洲沙示的、陈旧的旧世界。
  而曾文静,就站在这道鸿沟的中间。
  我看到她犹豫了。她的手,抬起了一点点,似乎想要去接那只耳机。
  但最终,她还是摇了摇头。
  “谢谢,我……我不太喜欢戴耳机,耳朵会疼。”
  她找了一个很蹩脚的理由,然后低下头,假装整理自己的书本。
  林海峰脸上的表情,彻底冷了下来。
  他收回耳机,看着曾文静,又看了看我,然后,他笑了。
 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,不带愤怒,却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、成年人般的怜悯。
  他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把他的妈的和耳机,慢条斯理地收回他那昂贵的书包里,然后转身,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
  他没有踹板凳,也没有撂狠话。
  但他的那种姿态,那种“我都把我的世界分享给你们了,你们却不识抬举”的无声的骄傲,比任何一句羞辱,都更让人感到窒息。
  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,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。
  我能感觉到,无数道目光,正落在我和曾文静的身上,那目光里,有同情,有不解,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我无法理解的“不识好歹”的议论。
  “别理他……”曾文静在我旁边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,轻轻地说。
  她的声音,比刚才少了几分坚定,多了些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微弱的失落。
  我点了点头……
  那天晚上,我回到家,妈妈正在灯下看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。
  她没有穿单位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,而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、丝质的睡裙。
  我们家那盏15瓦的灯泡,光线昏黄,照在她身上,那件睡裙泛着一层柔和而朦胧的光晕,像月光下的湖水。
  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盘起来,而是随意地披在肩上,几缕发丝垂落下来,遮住了她正在看书的、专注的侧脸。
  她看到我回来,抬起头,问我怎么了,看起来没精打采的。
  我没有提学校里发生的事,只是说“今天考试没考好”。
  她点了点头,没有再追问。
  她只是伸出手,摸了摸我的头。
  她的手,很温暖,带着一股好闻的檀香皂的味道。
  我能看到,她坐着的时候,那件丝质睡裙的下摆,会滑到膝盖以上,露出她一截光洁、匀称的小腿。
  她似乎并没有在意,又或许是在自己家里,她卸下了所有的防备。
  我们家很小,她坐在桌边,双腿会自然地并拢,斜斜地放在一边。
  我坐在她对面,写着作业,目光却总会不受控制地,落到她那双穿着薄薄的肉色玻璃丝袜的脚上。
  那袜子很薄,几乎是透明的,紧紧地包裹着她秀气的脚踝和脚背,脚尖的部分。
  因为要耐磨,颜色会稍微深一些,透出一点点她涂着蔻丹红的、圆润的脚趾甲的轮廓。
 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,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
  我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,把头埋进作业本里,脸颊发烫。
  我坐在她对面,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。
  想着曾文静那双清澈又带着一丝复杂情绪的眼睛,和林海峰那个银灰色的、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索尼妈的,以及那听起来就充满力量的“化学兄弟”。
  我第一次意识到,我们家和林海峰家的“不一样”,不仅仅是有没有钱。
  妈妈是税务局的干部,我们的生活比家属院里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家要好得多。
  那种“不一样”,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。
  是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,关于生活方式,关于见识,关于如何定义“好东西”的,巨大的鸿沟。
  而我,就站在这道鸿沟的此岸,遥遥地望着彼岸那个属于林海峰的、由电脑、网络和妈的构成的、闪闪发光的世界。
  我不知道,未来的某一天,我是否能跨过这条鸿沟。
  我只知道,从那个下午起,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名为“自卑”的种子,第一次,在我心里,悄悄地,发了芽。

第4章
  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,最终没有实现。
  周末,曾文静没有来找我。
  周一上学时,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。
  后来听班长说,她发烧了,请了病假。
  一连好几天,她都没有来学校。
  我心里空落落的,像是被挖掉了一块。
  我想象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,额头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。
  我甚至想过,放学后,去她家看看她,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,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  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,变得有些乏味。
  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,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。
  课间的时候,他不再像以前那样,在走廊里追逐打闹,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,围在一起,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,比如“OICQ的等级”、‘千年里的僵尸’,或者“传奇里的裁决之杖”。
 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,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、秘而不宣的优越感。
  而我,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。
  我的世界,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,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、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。
  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。
  她全部的精力,都投入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“税改”浪潮,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里。
  她的忙碌,不再像以前那样,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。
  而是一种更主动、更亢奋,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入。
  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、画着各种流程图的草稿纸,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,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。
  她会在饭桌上,一边吃饭,一边对着那些草稿纸出神。
  有时候,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,眉头紧锁,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,眼睛一亮,立刻放下碗筷,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。
 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,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。
  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,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日渐消瘦的脸颊,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。
  一些新的、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,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。
  有一次,我放学回家,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,用一把崭新的、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,切着番茄。
  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,刀身雪白,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、锋利得多。
  她用它切菜,几乎听不到“笃笃”的声音,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,那种极其顺滑的、轻微的“嘶嘶”声。
  我问她,这刀是哪儿来的。
 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,头也不抬地说:“单位发的。说是……进口的,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,体验一下新产品。”
  她的解释,听起来天衣无缝。
  还有一次,我们家的吊扇坏了,在那个闷热的初秋,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。
  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,又提着一网兜橘子,从乡下赶了过来,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。
  他踩着凳子,拆了半天,弄得满地都是灰尘,最后满头大汗地宣布,是里面的线圈烧了,得换个新的。
 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,第二天下午,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,抬着一台崭新的“美的”牌落地扇,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  那台电风扇,是白色的,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,可以摇头,可以定时,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。
  工人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,统一更换老旧电器,让我们签字就行。
 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,他围着那台新电扇,啧啧称奇,一个劲儿地夸“党的政策好”,夸“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”。
  只有我知道,那天,家属院里,除了我们家,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。
 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。
  她只是在签收单上,用她那手漂亮的字,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  然后,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,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,用报纸包好,放在了床底下。
  那个晚上,舅舅赖在我们家,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。
  我们三个人,坐在桌边吃饭。
  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,安静又柔和地吹着。
  舅舅吃得满嘴流油,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,说这风吹在身上,感觉都比别人的金贵。
  妈妈却没什么胃口。
  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,眼神,时不时地,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、雪白的电风扇。
  那眼神很复杂,像是在看一个朋友,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。
  夜里,我被客厅里传来的、压抑的说话声吵醒。
  我悄悄地掀开帘子,看到舅舅和妈妈,正坐在桌边。
  “姐,你跟我说句实话……”是舅舅的声音,他大概又喝了点酒,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。“这又是送刀,又是送电扇的……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?姐夫虽然没了,但咱爸这病,也算是因祸得福了……”
  妈妈背对着我,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  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,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:“程伟,不该你问的,别问。吃你的饭,住你的,再多说一句,就回乡下去。”“我这不是关心你嘛!”舅舅急了。
  “姐,你一个女人家,带着个孩子,不容易。这无缘无故的,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,我怕你……我怕你被人骗了!”
  妈妈慢慢地转过头,昏黄的灯光下,她的脸,白得像一张纸。
  她说:“我自己的事,心里有数。你只要记住,安安分分地过日子,别再给我惹事,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。”
  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,不敢再说话。
  一个星期后,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。
  她看起来瘦了一些,脸色也有些苍白,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了。
  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,都记在了本子上,下课后,拿给她看。
  “谢谢你,何晨。”她对我笑了笑,那笑容里,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。
  那天下午放学,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。
  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,我看到她的脚步,明显地慢了下来。
  就在这时,从她家那栋楼里,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。
 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,女人的声音尖利,男人的声音压抑。
  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,但那股暴躁的、充满火药味的气氛,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。
  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,猛地僵硬了一下。
  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,低着头,双手紧紧地攥着书包的背带。
  我小声问她:“怎么了?”
  她没有回答我,只是抬起头,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,说:“没什么。我……我到家了。你快回去吧……”
  她说完,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,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。
  我站在她家楼下,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、断断续续的争吵声。
  我忽然明白了,她那天没有来找我,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。
  原来,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、那么令人羡慕的家,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。
  原来,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,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、不想被人发现的秘密。
  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,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,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。
  但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更深沉的、说不清的难过。
  那个秋天,我和曾文静,都长大了不少。
  我们都学会了,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,在心里,关得更紧了一些。

第5章
 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,冬天悄然而至。
  我们县城很少下雪,冬天总是阴冷、潮湿的,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。
  外公的病,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,稳定地康复着,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,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。
 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,似乎也平息了。
  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、爱笑的女孩,只是偶尔,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,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,仿佛在透过我,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。
  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,但我们之间,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——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。
  我的生活,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那只是一种表象。
  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,看似坚固,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。
  我们家的变化,是从一些更细微、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。
  首先改变的,是味道。
  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,一推开门,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。
  那不是饭菜的香,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,而是一种霸道的、带着一丝苦味的、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
  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,用一个小小的、紫砂的锅,熬着什么东西。
  “妈,这是什么?”我好奇地问。
  “咖啡……”她头也不抬地说。
  “提神用的,最近看文件,眼睛疼。”“咖啡”这个词,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,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、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,都端着小小的、白色的杯子,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。
 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,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,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“洋玩意儿”。
 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,倒进一只新的、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。
  她没有放糖,也没有放牛奶,就那么端起来,轻轻地吹了吹,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。
  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,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,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,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,又喝了一口。
  那晚,我们家那股熟悉的、安稳的烟火气,被这种陌生的、带着“高级感”的苦涩香味,彻底覆盖了。
  从那以后,喝咖啡,成了妈妈的新习惯。
  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“红梅”牌香烟,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,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。
  她说,这东西比烟好,不伤肺。
  紧接着改变的,是声音。
 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,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。
  取而代之的,是一台崭新的、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。
  那台复读机,同样是以“单位福利”的名义,出现在我们家的。
  妈妈说,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,统一采购的,主要用来学英语。
  她把那本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放在一边,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、A-B-C-D的磁带。
  她学得很认真,每天早上,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、字正腔圆的女声,一遍遍地跟读。
  她的发音很生硬,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,听起来有些滑稽。
  但她的神情,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,专注而又严肃。
  有时候,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。
  那一面,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,而是一些舒缓的、纯粹的钢琴曲。
 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,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,像山里的泉水,清澈、干净,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。
 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,放下手里所有的事,一个人,静静地坐在窗边。
  她什么也不做,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,一看,就是一个下午。
  她的背影,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,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,都更加孤单。
  最大的改变,来自于“人”。
 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“朋友”。
 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们家的门,被敲响了。
  来的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,烫着时髦的卷发,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水味。
  她一进门,就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,喊她“程蕾妹子”。
  妈妈对她的态度,很客气,但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疏离。
  那个女人,自称是市里某个“服装厂的厂长”,说是来我们县考察,顺便来看看妈妈。
  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,有给我的进口巧克力,还有给妈妈的一套看起来就很昂贵的、装着漂亮瓶子里的护肤品。
  她在我们家坐了很久,拉着妈妈,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,比如“招商引资”、‘税收优惠’、“打点关系”等等。
  妈妈很少说话,大部分时间,都只是安静地听着,偶尔点点头,或者“嗯”一声。
  那个女人走后,妈妈把那些昂贵的礼物,都收进了柜子里,一次也没有用过。
  但类似的事情,开始变得越来越多。
  有时候,会是一个自称是“建筑公司老板”的胖男人,提着两条‘中华’烟和一箱茅台酒,上门来“请教税务问题”。
  有时候,会是一个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、自称是“局里某位领导的亲戚”的人,送来两张周末去省城温泉度假村的招待券。
  妈妈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,又礼貌地拒绝掉那些过于贵重的礼物。
  但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,却不可避免地,开始充斥着各种各样陌生人的气息。
  那些人带来的,不仅仅是礼物,更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、属于另一个世界的、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人情网络。
  妈妈,就在这个网络里,小心翼翼地,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。
  我能感觉到,她很不喜欢这些人。但她又似乎,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到来。
  直到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,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最特别的客人。
  妈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、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,正在厨房里低声说着什么。
  我家的厨房很小,两个人站着就显得很拥挤。
  那个男人很高,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,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。
 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,很有磁性。
  我听到妈妈说:“真的不用这么麻烦,吕局长,太破费了。”
  那个男人笑了笑,说:“路过城西那家新开的蛋糕店,都说味道不错,就想着你家晨晨也差不多大,顺便给他带一份尝尝,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 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,看到了我。他对我温和地笑了笑,那笑容,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带着客套和目的性,而是一种很真诚的、长辈对晚辈的关怀。
  “你就是何晨吧?听你妈妈说,你学习很棒。”他说。
  我有些局促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是点了点头。
  他指了指桌上那个漂亮的蛋糕盒子,说:“叔叔给你带的,快尝尝。”
  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,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混合着感激和一丝丝拘谨的复杂神情。
  她帮我打开蛋糕盒子,一股浓郁的、香甜的奶油味道,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。
  那是我见过的,最漂亮的蛋糕。上面有巧克力做的小房子,还有用各种颜色的奶油裱成的花。
  那天晚上,那个儒雅的叔叔——妈妈口中的“吕局长”,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。
  饭桌上,他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,和妈妈谈论任何关于工作和税务的事情。
  他只是和我聊天,问我学校里的趣事,问我喜欢看什么书。
  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,他能从《哪吒闹海》,一直聊到《水浒传》里的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。
  那一晚,是我记忆里,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,第一次充满了轻松、愉快的笑声。
  妈妈也显得比平时放松了很多,她甚至破天荒地,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那个叔叔带来的、据说叫“红酒”的、紫红色的液体。
  饭后,那个叔叔要回家了。临走前,他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,拿出了一本书,递给了妈妈。
 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,深绿色的硬壳封皮,上面印着金色的俄文字母,底下是两个醒目的汉字——《复活》。
  “这本书,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……”
  他对妈妈说,语气诚恳而又意味深长。
  “托尔斯泰的。讲的是人性的复杂,和灵魂的自我救赎。程蕾你业务能力强,思想也上进,但越是这样,越要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,能让人的心胸,更开阔一些。”
  妈妈双手接过了那本书,那姿态,像是在接过一份极其贵重的、不容亵渎的礼物。
  她低着头,轻声说:“谢谢吕局长,我……我一定会认真读的。”
  他对妈妈点了点头,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,然后才转身离开。
  他们走后,妈妈在厨房里洗碗,洗了很久很久。
  我坐在客厅里,看着那本崭新的、散发着油墨香的《复活》,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饭桌上的情景。
  那个叔叔,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。
  他不像爸爸何斌那样粗鲁,不像舅舅程伟那样猥琐,也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功利。
  他温和、博学,像一个真正的、遥远世界里的人。
  我甚至开始觉得,如果他能当我的爸爸,那该有多好。
  这个念头,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  他走后,妈妈在厨房里洗碗,洗了很久很久。
  那个儒雅的叔叔离开后,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,似乎还残留着他带来的、不属于这里的气息。
  那不是某种具体的香味,而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——一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局促的、属于我们母子俩的、清贫而安稳的空气。
  妈妈在厨房里洗碗,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。
  我知道,这是她的习惯。
  每当有心事,或者家里来了让她感到不自在的客人后,她都会把自己藏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水声里,仿佛那流动的水,能冲刷掉一些看不见的、附着在她心上的东西。
  我坐在客厅里,没有翻开那本崭新的《复活》。
  我只是用手指,轻轻地摩挲着它光滑、硬质的封皮。
  那上面印着彩色的、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画像,他们的表情,庄严而又悲悯,仿佛正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,俯瞰着我们这间昏暗、潮湿的小屋。
  舅舅程伟不知何时,从外面溜达了回来。
  他大概是在楼下听说了有“贵客”来访,一进门,就先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空气,然后贼眉鼠眼地凑到我跟前。
  “晨晨,刚才来的……是谁啊?”他压低声音,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好奇和兴奋。“我听王阿姨说,开的是一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小轿车!乖乖,那可是奥迪啊!咱们县里,好像就县委书记有一辆!”
 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,我只是摇了摇头。
  “带的什么礼物啊?”他又指了指桌上那个还没来得及收拾的、漂亮的蛋糕盒子。
  “蛋糕……”
  “就一个蛋糕?”舅舅显然不信,他觉得,能开得起奥迪车的大人物,出手绝不可能这么“寒酸”。
  他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,像一只在寻找主人藏匿食物的猎犬。
  最后,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的那本《复活》上。
  “哦……还送了书……”他拿过那本书,翻了翻,看到背后标着的“定价:18……80元”时,撇了撇嘴,嘟囔道。
  “文化人送礼就是小气。”
  就在这时,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
  她已经换下了那身待客时穿的连衣裙,重新穿上了平日里的旧家居服。
  她的脸上,恢复了那种惯常的、带着一丝疲惫的平静。
  她看到舅舅手里的书,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。
  “程伟……”她淡淡地说。
  “你回来了……”
  “姐!”舅舅立刻像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,把书递了过去。
  “你看看,这人可真有意思。开那么好的车,就送本书,还是给小孩看的。你说他图啥呢?难道……他想认晨晨当干儿子?”
  他这个念头冒出来,自己都觉得好笑,嘿嘿地乐了起来。
  妈妈没有接那本书。她只是看了一眼,然后走到桌边,开始收拾碗筷。
  她的动作,又恢复了那种机械般的、一丝不苟的利落。
  “以后,家里的事,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人说。”
  她背对着舅舅,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。
  “我哪有随便说!”舅舅有些委屈。
  “是王阿姨她们自己看见了,跑来问我的!再说了,有大领导关心咱们,这是好事啊!说明你工作干得好,受重视!以后我在外面,腰杆也能挺得直一些!”
  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她转过身,看着舅舅,那眼神,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、不懂事的孩子。
  “程伟……”她说。
  “这个世界上,没有无缘无故的好。别人给你一分,你就要想着,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。我们这种人家,欠不起。”
 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,张了张嘴,想反驳什么,却又说不出来。
  他大概无法理解,为什么一向清高、要强的姐姐,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。
  那个晚上,我睡得很不安稳。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,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,和他给我讲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时,那神采飞扬的样子。
  然后,场景忽然变了。
  我梦见自己,站在那本摊开的、巨大的《复活》上。
  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、白色的荒原。
  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,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,一遍又一遍地,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,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、小小的墨点。
 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,则站在很远的地方,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。
  他没有看妈妈,也没有看我。
  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,他那双宽厚的大手,轻轻地拨动着算珠,发出的,却不是清脆的“劈啪”声,而是沉重的、像铁链拖过地面的“哗啦”声。
  每一声,都让妈妈的身体,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。
 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,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  从那天起,一种新的、无形的秩序,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。
  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,而是更微妙,更深入骨髓。
 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。
  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,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,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,再反复地听,纠正自己的发音。
  她说,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“涉外税收业务”的培训班,名额很少,她想争取一下。
  她的穿着,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
  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,但她开始注重“搭配”。
  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,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,再在脖子上,系上一条小小的、印着碎花的丝巾。
  那丝巾,让平日里严肃的她,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、不那么张扬的柔和。
  她甚至还去理发店,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,剪成了一个时髦的、齐耳的短发。
  剪了短发的她,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,也更精神了。但也更陌生了……
 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,是她脚上的变化。
  以前,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,她穿得最多的,是那种最普通的、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。
  那种袜子很薄,很容易破,脚尖和脚跟处,总是带着深色的、加厚的一块。
  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,用心地缝补好,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,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。
 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,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,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“成员”。
  取而代之的,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、崭新的、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。
  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,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。
  有的是纯黑色的,不透明,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,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,在灯光下,显得更加笔直、修长,像两根精致的、黑色的瓷柱。
  有的是浅灰色的,带着细密的、竖条纹的暗花,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,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、银色的光泽。
 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。
  那颜色,像那晚她喝剩下的、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,在灯光下,呈现出一种成熟、神秘,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。
 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,不再像以前那样,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。
  她会坐在床边,慢慢地,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,将那薄薄的织物,一点一点地,顺着她的小腿,往上拉。
  她的动作,专注而又优雅。
  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,余光却不受控制地,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、私密的动作所吸引。
  我能看到,那些崭新的、富有弹性的丝线,如何紧密地贴合着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,将她小腿的线条,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。
  袜口那道宽边的、带着蕾丝花纹的边缘,会轻轻地勒进她的大腿,留下一道浅浅的、暧昧的印痕。
  这些新的、漂亮的袜子,也带来了新的、陌生的味道。
  不再是我熟悉的、那种混杂着檀香皂和她独有汗味的、温暖的气息。
  而是一种更高级的、带着淡淡花香的、属于“商品”本身的、精致而又冰冷的味道。
  有一次,我看到她换下一双只穿了一天的、浅灰色的丝袜。
  我注意到,在脚踝的位置,不小心被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、细细的银丝。
  换作以前,她一定会把它收起来,等下次再穿。
  但那一次,她只是看了一眼,就把它,连同其他换下来的衣物一起,扔进了待洗的盆里。
  那姿态,随意得,就像扔掉一张用过的废纸。
  那一刻,我心里,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、类似被背叛的难过。
  我怀念起以前那些被她用心地、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、破了洞的旧袜子。
  怀念起那些被我偷偷藏在枕头底下,带着她独有体温和味道的、柔软的织物。
  我意识到,那些旧袜子,连同它们所代表的、那个虽然清苦,但完全属于我们母子俩的、封闭而又安稳的世界,正在被这些崭新的、漂亮的、散发着陌生气息的新袜子,一点一点地,毫不留情地,彻底取代。
 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,也开始悄悄地流传。
  我好几次,都听到楼下的王阿姨和李婶,在择菜的时候,压低声音议论我们家。
  “啧啧,你看程蕾最近,真是越来越讲究了……”‘可不是嘛!人也精神了,听说在局里可受重用了,什么好事都少不了她……’“一个女人家,不容易啊。不过,也得看是什么路子,要是路子走歪了……”
  后面的话,她们会因为看到我路过,而心照不宣地停住。
  然后,用一种混合着羡慕、嫉妒和怜悯的复杂眼神,看着我。
 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,低着头,快步走开。
  舅舅程伟,则用他自己那套“拎不清”的逻辑,解读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。
 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,一心想着去“巴结”谁,而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“狐假虎威”的底气。
  有一次,他打牌又输了钱,被几个牌友堵在棋牌室里。
  换作以前,他早就点头哈腰地求饶了。
  但那一次,他居然挺直了腰杆,对着那几个人说:“你们急什么?不就几十块钱吗?我姐夫……
  哦不,我姐单位的大领导,那可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人物!
  我姐一句话的事儿!你们要是把我惹急了,小心你们家里的生意,以后纳税的时候,有你们好果子吃!”
  他这番半真半假的吹嘘,居然真的把那几个牌友给唬住了。
  从那以后,他在棋牌室的地位,莫名其妙地高了起来,再也没人敢轻易找他的麻烦。
  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,觉得是自己找到了“生存的智慧”。
 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,气得浑身发抖。
  她第一次,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,指着舅舅的鼻子骂道:“程伟!你是不是觉得,我们的脸,还没有被你丢尽?!”
  舅舅被骂得狗血淋头,却还一脸无辜:“我这不是……看他们欺负人嘛……”
  那天,他们大吵了一架。最后,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很久都没有出来。
  而我,就坐在客厅里,看着桌上那本崭新、厚重的《复活》。
  我没有翻开它……
  我只是用手指,轻轻地触碰着它深绿色的、硬质的封皮。
  那封皮很光滑,也很冰冷,不像我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,带着熟悉的、纸张的温度。
  我听着房间里,那一片死寂。那寂静,比他们刚才大声的争吵,更让我感到害怕。
 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,那个儒雅的叔叔,把这本书递给妈妈时的情景。
  他说,这本书,讲的是“灵魂的自我救赎”。
  我不知道什么是“灵魂”,也不知道什么是“救赎”。
  我只是悄悄地,站起身,走到妈妈的房门前。
  我把耳朵,轻轻地贴在冰凉的门板上。
  我没有听到哭声,也没有听到叹息声。
  我只听到一种极细微的、却又极其清晰的、“沙沙”声。
  那声音,我既熟悉,又恐惧。
  那是很多个深夜里,我曾听到的,妈妈用一把小小的美工刀,一遍又一遍,轻轻刮着自己指甲的声音。
  那声音,像一只看不见的、小小的虫子,正在黑暗中,缓慢而又固执地,啃噬着什么东西。
  我的身体,忍不住地,开始发抖。
  那一刻,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,妈妈想要“复活”的,或许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“灵魂”。
  她只是想变回那个,在外公没有生病之前,在那个儒雅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。
  那个虽然清苦,但可以靠自己,把破了洞的丝袜,一针一线,认真缝补起来的,普普通通的妈妈。
  但她,好像已经回不去了。

第6章
  那个伴随着“沙沙”声的夜晚过去后,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  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,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,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,来对抗生活的混乱。
 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。
  我能感觉到,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,并没有松下来。
 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以一种更内在、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。
  那本《复活》,她看得越来越慢了。
  有时候,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。
  她不是在看书,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,看着某个更遥远、更让她费神的东西。
  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,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,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。
 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,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。
  但每隔几天,总会在某个固定的、晚饭后的时间,发出“铃铃铃”的、清脆的声响。
  每一次,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,身体微微一颤。
  然后,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,或者针线,走到电话机旁。
  她不会立刻接起来,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,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。
  接起电话后,她总是说得很少。
  大部分时间,都是在安静地听。
  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、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:“嗯”、“好的”、‘知道了’、“谢谢您关心”。
  她的声音,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,也更客气,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恭敬的距离感。
  每一个电话,都不会超过五分钟。
  挂了电话后,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,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。
  有时候,则会拿起那本《复活》,无意识地、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、冰冷光滑的封皮。
  我知道,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。
  但那个冬天,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。
  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。
  那天,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。
  她下班回来,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。
  晚饭,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——韭黄炒鸡蛋。
  金黄的鸡蛋,配上嫩绿的韭黄,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。
  饭桌上,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,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。
 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,她看着我的窘迫样,发出了久违的、清朗的笑声。
  就在这时,门被敲响了。
  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她站起身去开门,门口站着的,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、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。
  “没打扰你们吧?”他笑着说,声音温和又有磁性。
  “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,路过这里,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,明天开会要用,落在办公室了,想让你帮个忙,去单位取一下。”“啊……好,好的。”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,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。
  “不急,不急……”吕叔叔摆了摆手,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,笑着说。
  “先吃饭,吃完饭再去。正好,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,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。”
 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,在我的身边坐下。
  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,给他盛了一碗饭。
  那一晚,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,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、温暖而和谐的气氛。
  他没有再跟我聊“鲁提辖”,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《复活》。
  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,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,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、关于“灵魂”和“人性”的话题。
  妈妈的眼睛里,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、专注而又明亮的光。
  在讨论某个观点时,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。
  她的脸颊,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(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),而泛着健康的红晕。
  那一刻的她,是那么的动人,那么的有生气。
  雨越下越大,敲打着窗户,发出“劈啪”的声响。墙上的挂钟,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。到了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。
  妈妈站起身,对我说:“何晨,去睡觉。”
  然后,她又对吕叔叔带着一丝歉意地说:“吕局长,您坐,我先去把文件给您取回来。”“不用……”吕叔叔也站了起来,笑着说。
  “外面雨大,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。我开车送你过去,拿了文件,再送你回来。”
  这个提议,听起来合情合理,无法拒绝。
  妈妈犹豫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她走进房间,拿了一把伞,又穿上了一件外衣。
  临走前,她走到我的床边,帮我掖了掖被角。
  我假装已经睡着了,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饭菜香、红酒香和她独有体香的、温暖的气息。
  我听到她和吕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门,我听到楼道里,他们俩一前一后的、沉稳的脚步声,逐渐远去。
  我没有睡着。我只是睁着眼睛,看着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、无尽的黑夜。
 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多久。
  在孩子的世界里,等待的时间总是被无限拉长。
  我只知道,当妈妈一个人回来的时候,我房间里那只小小的闹钟,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。
  她回来的脚步声,很轻,很轻,像一只怕惊扰了谁的猫。
 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,先去洗漱,也没有开客厅的灯。
  我从帘子的缝隙里,能看到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的黑暗中,一动不动,像一尊被雨水淋湿了的、孤零零的石像。
  她站了很久很久,久到我几乎以为她要在那里站到天亮。
  然后,她动了。
  她没有走向卧室,也没有走向卫生间,而是径直地、像梦游一样,走到了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旁。
  我看到她拿起听筒的手在微微地发抖。
 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  这一次,她没有沉默,也没有客气。
  她的声音,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混合着哭腔、委屈和某种孤注一掷的颤抖。
  “喂?”电话那头,传来那个熟悉的、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。
  妈妈没有立刻说话。她只是紧紧地握着听筒,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、努力想要平复下去的呼吸声。
  “吕局长……”终于,她开口了,声音很轻,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小心翼翼的颤抖。
  “不好意思……这么晚,还打扰您。”
 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然后用一种很自然的、带着关怀的语气问:“到家了?雨很大,没淋着吧?”“没……没有,谢谢您送我回来。”妈妈的回答,显得有些语无伦次。
  然后,是一阵短暂的、却又无比漫长的沉默。
  我能感觉到,妈妈正在组织着她的语言,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。
  “那个……吕局长……”她再次开口,声音压得更低了,仿佛怕惊醒什么一样。
  “刚才在办公室……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您别误会……”
 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意思,我只知道,她的声音里,充满了急于解释的恳切和一种害怕对方真的误会了的恐慌。
  “我就是……就是觉得,太晚了,孤男寡女的,影响不好。”
  她找了一个很蹩脚,也很正确的理由。
  电话那头,似乎说了些什么。
  我听不清具体的内容,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,穿透力不强。
  但我看到,随着电话那头的话语,妈妈那原本紧绷的、像要断掉一样的身体,一点一点地,放松了下来。
  她紧紧抿着的嘴唇,微微地张开了。
  她那双一直盯着地面、不敢抬起的眼睛,也慢慢地,抬了起来,看着面前那片空无一物的、黑暗的墙壁。
  电话那头又说了一会儿。
  妈妈只是“嗯”、“嗯”地应着,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,正在一点点地消退。
  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、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。
  最后,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、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:“我知道了,谢谢您。您也……早点休息。”
  她挂断了电话……
  听筒里,只剩下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”的忙音。
  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,僵在原地,一动不动。
  我看到,她慢慢地,把听筒放了回去。
  然后,她伸出手,轻轻地,抚摸着那台红色的、冰冷的电话机外壳。
  那动作,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、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。
  过了很久,她才转过身,走进卫生间。
  哗哗的水声,再次响起。
  这一次,我知道,她想洗掉的,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,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“坚守了底线”,却又仿佛误解了别人的、巨大的、无处安放的愧疚。
  我用被子,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头。
 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。
 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,有些拒绝,并不是结束,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、也更磨人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。

第7章
  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,但也终有尽头。
  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,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,春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  我的生活,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,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。
  妈妈依然忙碌,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,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、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。
  她会在深夜里,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、舒缓的钢琴曲,一边在灯下,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。
  而我,则重新回到了学校,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、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、熟悉的世界里。
  曾文静的病,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。
  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,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
  她的话变少了,也更少笑了。
  以前,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,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。
  但现在,她大部分的时间,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,手里捧着一本书,一看就是一整节课。
  她的眼神,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。有时候,我跟她说话,她明明看着我,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,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。
  有一次,上语文课,老师让大家用“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”造句。
  轮到曾文静时,她站起来,沉默了很久,然后用一种很轻,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,说:“我们家那盆茉莉花,虽然每天都浇水,晒太阳,但是……它还是生病了。”
  她的声音里,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、淡淡的忧伤。
  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,但只有我知道,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。
  放学后,我们一起走出校门。
  快到她家楼下时,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。
  那栋楼里,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,但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、死寂般的安静。
  “我爸爸最近,很喜欢喝酒。”有一次,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。
 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,只能笨拙地说:“喝酒……伤身体。”
  “他以前不这样的……”她低着头,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。
  “妈妈说,他是……工作上,不顺心。”
  我能感觉到,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、碎片化的方式,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,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。
  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,沉默地听着。
  我们俩,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,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,互相舔舐伤口,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  林海峰,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。
 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。
  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、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。
  他的座位,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。
  他上课的时候,不再睡觉或捣乱,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、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、名叫《电脑爱好者》的杂志,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。
  课间的时候,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,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。
  “昨天晚上,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,爆了一本《半月弯刀》!”“真的假的?你现在多少级了?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……”
 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,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、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。
 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,自己的世界,自己的荣耀。
  那个世界,将我和曾文静,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。
  这种无视,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,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。
  我们三个人,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,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,却已经渐行渐远,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、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。
  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,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,被彻底地撕开的。
  那次考试,我考得很差。因为外公生病,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,我落下了很多功课。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。
  曾文静,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。
  她的名字,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,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。
  而林海峰,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。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,惨不忍睹。
 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,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  林海峰的爸爸,丰泰集团的林老板,以公司慈善的名义,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。
  二十台崭新的、白色的联想电脑,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,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。
 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,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,在国旗下,对林老板的“慷慨义举”和“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”,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。
  然后,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,林海峰,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,作为“捐赠方的学生代表”被请上了主席台。
 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、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,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“捐资助学,情系教育”的、巨大的红色奖状。
  那一刻,阳光照在他的脸上,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。
  台下,他的父亲林老板,那个总是叼着雪茄、满脸横肉的胖男人,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,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。
  我站在队伍里,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,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,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,本应上台领取奖状,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,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。
 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,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、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。
  我忽然觉得,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,关于“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”、诚实和努力的道理,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、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,那么的可笑。
  那天,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、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,产生了怀疑。
 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,一旦种下,就再也无法拔除了。
 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,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,滑向了夏天。
  期末考试的成绩单,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,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。
  曾文静依然是第一,我勉强挤进了中游,而林海峰,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。
  那张写着“捐资助学”的巨大奖状,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。
  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,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。
  暑假如期而至……
 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。
  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、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,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。
  那段时间,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,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。她没有时间,也没有精力再管我。
  就在这时,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。
  他这次来,不再是两手空空,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、红色的铁皮礼盒,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。
  他满面红光,看起来精神焕发,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。
  “姐!晨晨!”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。
  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!你弟我,要出人头地了!”
  原来,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,终于要进行改制,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。
  而舅舅,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,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、察言观色的本领,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,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。
  “姐,你别看这官不大……”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。“这可是合资企业!以后我就是白领了!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!”
  他这次来,除了炫耀,还有一个目的。
  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,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,让他这个未来的“白领”舅舅,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。
 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,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,有助于我散心。
  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,她居然同意了。
  于是,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、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,一路颠簸着,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、遥远的乡下。
  乡下的夏天,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  这里没有高楼,没有汽车的喇叭声。
  只有一望无际的、绿油油的稻田,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、蜿蜒的田埂。
  空气里,充满了青草、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、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。
  巨大的、不知名的蝴蝶,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。
  蜻蜓低低地飞着,翅膀在阳光下,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。
  舅舅的土产公司,就在镇子的入口处。
  那是一排低矮的、灰色的平房,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,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。
  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、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,散发着一股陈旧的、发了霉的味道。
  这里就是舅舅即将“出人头地”的地方。
  我的暑假生活,就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,以一种极其缓慢的、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。
  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“同僚”们,喝酒、打牌,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,如何“大展宏图”,根本没时间管我。
  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安静的避难所。
  土产公司的隔壁,是镇子上的卫生院。
  卫生院后面,有一排老旧的、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,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,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。
  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人。
 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,是因为它门口那棵巨大的、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。
  那棵树,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,还要老,还要大。
  而那个女孩,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。
 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,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。
  她很白,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、不健康的白。
  她很安静,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,但那种安静,不是文静,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、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。
 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,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。
  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,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、连封皮都磨损了的、砖头一样的书。
  她看得那么专注,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。
  连我这个陌生人在她院子门口站了很久,她都没有抬一下头。
  她,就是郑文清。
  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人聊天时,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嘘的身世。
  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。
  她的外公,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、德高望重的老中医。
  而她的父母,据说,原本都是东北抚口那边,一个大工厂里的大人物——一个是总工程师,一个是厂办的干部。
  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,父亲被抓进去了,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。
  于是,她就成了孤儿,被外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,接到了这个南方的、偏僻的小镇上。
 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,重重地撞了一下。
  我再去看她时,眼神里,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、混杂着同情和某种同类辨认的情绪。
 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,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。
  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,回来的路上,雨突然就大了。
  我抱着酱油瓶,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。
  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,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。
 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鸡,没有笑,也没有说话。
  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,走进屋里,再出来时,手里多了一块干净的、洗得发白的旧毛巾。
  她把毛巾递给我,说:“擦擦吧。”
  她的声音,很清脆,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、平直的腔调,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。但很好听……
  “谢谢……”我接过毛巾,小声说。
 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,一个坐着,在屋檐下,听着外面“哗啦啦”的雨声,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  过了一会儿,我忍不住,好奇地问她:“你在看什么书啊?”
 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。那上面,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——《辞海》。
  我愣住了。我无法想象,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,把一本这么枯燥的、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。
 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,淡淡地解释了一句:“外公说,人可以不识字,但不能不识理。这书里,什么理都有。”
  那句话,我当时听不懂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、一本正经的沧桑感,给深深地镇住了。
  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她和我,曾文静,林海峰,我们所有人,都不一样。
  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、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、孩子的世界。
  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,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、小小的灵魂。
  雨停了。我把毛巾还给她,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。
  从那以后,我每天下午,都会有意无意地,溜达到她家门口。
  有时候,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,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。
  有时候,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,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。
 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,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,那么的专注,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
  那个瞬间,那种与年龄不符的、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,像一道闪电,击中了我。
 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,我要回县城了。
  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,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、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,用一张报纸包好,送到了她家门口。
  她收下了。没有说谢谢,也没有说不要。
  她只是转身回屋,再出来时,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、用手帕包着的东西。
  她把手帕打开,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、琥珀色的东西。
  “这是冰糖……”她说。
  “我外公自己熬的,润肺。送给你……”
  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。
  那个暑假,和郑文清的相遇,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、深刻的电影。
  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,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,有了一种更沉重、更早熟的理解。
  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,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、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,我觉得,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。
  我推开家门,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。
  她瘦了更多,但精神却很好。
 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、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,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。
  她的头发,精心打理过,脸上,还化着我看不懂,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。
  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、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。
  她看起来,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、陌生的女战士。
  “晨晨,回来了?”她对我笑了笑。
  “快收拾东西,妈妈明天,要去市里,参加一个月的培训。”
  她的笑容里,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义无反顾的决然。

第8章
  妈妈去市里参加培训的那一个月,是我记忆里,最漫长,也最奇怪的一个月。
  她走的那天早上,天还没亮。
  她把我叫醒,把一叠用信封仔细装好的、零零散散的饭票和钱,交到我手里。
  她蹲下身子,帮我把衣领理了又理,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,此刻却有些冰凉。
  “晨晨,妈妈不在家,你要听王阿姨的话,自己按时吃饭,好好写作业。”
  她的声音,很轻,也很平静,但那双看着我的眼睛里,却藏着一片我看不懂的、深不见底的海。
  我点了点头……
  她就那么走了,没有回头。我站在窗前,看着她瘦削的背影,消失在黎明前那片青灰色的晨雾里。
  那一个月,我们家彻底地成了一座孤岛。
  妈妈不在,屋子里那股熟悉的、混合着檀香皂和她独有体香的味道,一天比一天淡。
  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空旷的、带着灰尘味的寂静。
  我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,就是冲到电话机旁,看它有没有响过。
  但它总是沉默着,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。
  培训的前两个星期,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八点钟,从市里打来电话。
  电话是打到邻居王阿姨家的,王阿姨会扯着嗓子,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。
  每一次,我都会像一只听到了主人呼唤的小狗,飞快地冲出家门。
  电话里,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好。
  那是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、带着一丝兴奋和新奇的轻松。
  她不会跟我描述城市有多繁华,而是会讲一些更具体的、我能听懂的小事。
  “晨晨,我今天在市里的新华书店,看到你上次想要的那套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了,装在一个大盒子里,可漂亮了,妈妈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上。”“我们宿舍楼下,有一家卖生煎包的,味道跟你外婆做的很像。我今天早上吃了四个。”‘今天上课,老师讲了。’反倾销税“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,今天才算真正弄明白……”
  她讲这些的时候,声音里带着一种重新找回学生时代感觉的、淡淡的雀跃。
  有时候,她会突然停下来,压低声音,用一种更亲密的、分享秘密般的语气说:“你吕叔叔今天还问起你了,问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没有。”
  她口中的“吕叔叔”,说得那么自然,仿佛他真的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。
  我能感觉到,电话那头的她,是快乐的,是充满希望的。
  她像一棵长期处在阴影里的植物,终于被移到了阳光下,每一片叶子都在努力地舒展开来。
  但这种舒展,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 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,妈妈的电话,变得不再那么准时了。
  有时候会推迟到九点,有时候,甚至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响起。
  就算打来了,她的话,也变得特别少。
  不再跟我讲那些市里的新鲜事,只是匆匆地问我几句“吃饭了没”、“作业写完了吗”,然后就挂断了。
  她的声音,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,变得很疲惫,很沙哑,像是在很吵闹的地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一样。
  有一次,我甚至在电话里,听到了她那边传来“哗啦啦”的、搓麻将的声音,还夹杂着男男女女的、高声的谈笑。
  我问她:“妈妈,你在干什么呀?”
 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然后她才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气说:“没,没什么。在……在跟同事们,闲聊呢。”
 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闲聊,需要伴随着那么嘈杂的麻将声来进行。
  那个月,我过得浑浑噩噩。
  白天在学校,看着曾文静和林海峰他们,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,隔着一个暑假的距离。
  而晚上,守着那部时而响起、时而沉默的电话,我又觉得自己和那个身在市里的妈妈,隔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、喧嚣而又陌生的世界。
  一个月后,妈妈终于回来了。
  她回来那天,是舅舅程伟开着一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、破旧的面的车,把她从长途汽车站接回来的。
  她瘦了,也黑了,但整个人,却像被一层看不见的、冰冷的玻璃罩子给罩了起来。
  她不再像走之前那样,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。
  她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、不动声色的、心事重重的妈妈。
  她给我带回来了那套精装版的《郑渊洁童话全集》,但交到我手里时,却没有像以前那样,笑着摸摸我的头。
 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拿去吧。”
  舅舅程伟看着妈妈这副样子,有些奇怪,但还是嬉皮笑脸地凑上去说:“姐,你看你,去城里进修了一个月,怎么回来还一脸不高兴?是不是培训太累了?”
  妈妈没有理他。她径直走进卫生间,把门关上。里面,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。
  那天晚上,我半夜起来上厕所,看到妈妈并没有睡。
  她一个人,坐在客厅的黑暗里。她没有开灯,手里也没有拿那本《复活》。
  她只是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,抱着双膝,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。
  窗外,没有月亮。
  我没有听到哭声,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
  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,安静得,像一座没有生命的、冰冷的雕塑,但不知道为什么,看着她那个一动不动的、瘦削的背影,我心里,却比任何一次看到她哭泣都更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、巨大的难过。

第8章
  那个夜晚之后,妈妈那副紧绷的盔甲似乎变得更厚,也更冷了。
  她的生活,陷入了一种近乎于苦行僧般的、严苛的自律之中。
  她不再梦游,也不再说梦话。
  她只是睡得越来越少,常常我半夜醒来,还能看到客厅的灯亮着,她一个人,坐在灯下,或者看书,或者对着那些画满了流程图的纸张发呆,像一尊不知疲倦的、用来看守黑夜的雕像。
  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哑巴。
  它不再响起……
  那个儒雅的吕叔叔,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遥远、高级的世界,仿佛一夜之间,从我们的生活中,彻底蒸发了。
  那些曾经准时出现在门口奶箱里的鲜牛奶,消失了。
  取而代之的,是我熟悉的、需要用开水冲泡的、带着一股甜腻味道的麦乳精。
  那些崭新的、带着墨香的课外书,也不再出现。
  我的书桌上又变回了只有课本和那几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。
  生活,仿佛被打回了原形。回到了那个夏天之前,那个清苦、封闭,但至少是安稳的、属于我们母子俩的世界。
  但只有我知道,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,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  妈妈的身体,开始以一种沉默的方式,发起了抗议。
  她开始频繁地头痛,家里的抽屉里,多了一瓶白色的、装着芬必得的药瓶。
  她吃饭的胃口也变得很差,常常是扒拉几口白米饭,就说饱了。
  她瘦得很快,那件米白色的风衣,穿在她身上,显得空空荡荡,像挂在一个单薄的衣架上。
  工作,成了她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避难所。
  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,像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、繁重的劳动,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,从而没有力气,再去想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。
  但很快,我发现,连这个她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,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
  这种不一样,不是有人批评她,也不是有人给她使绊子。
  恰恰相反,妈妈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轻松了。
  以前,我们家的晚饭时间,总是不固定的。
  常常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,她才从单位里,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脑子的数据回来。
  而那段时间,每天下午五点半,天还没擦黑,她就已经准时地出现在了家门口。
  她不再需要加班,也不再把那些厚厚的文件袋带回家。
  我们家的那盏40瓦的台灯,晚上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  起初,我还有些高兴,因为这意味着,她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。
  但很快,我就发现,一个清闲下来的妈妈,比那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妈妈,更让我感到不安。
 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。
  她会把家里本就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,拖上三四遍;
  会把我所有的衣服,不论新旧,都拿出来,重新洗涤、晾晒、熨烫、叠好。
  她甚至开始研究起了各种复杂的菜式,照着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名叫《家常菜谱500例》的书,尝试着做一些比如糖醋里脊、鱼香肉丝这样需要复杂工序的菜。
  我们家的饭桌,前所未有的丰盛起来。
  但屋子里的空气,却前所未有的压抑。
  因为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,是没有表情的。
  她只是在机械地、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,去填满那些突然多出来的、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。
  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,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,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,只能徒劳地、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,在原地空转。
  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,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,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。
  虽然她很忙,但那时候的她,是有用的,是被需要的。
  而现在,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人,拥有了大片的、无边无际的时间,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。
  我能感觉到,她正在慢慢地枯萎。
  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,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。
 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,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
  妈妈正在厨房里,叮叮当当地做着饭。
  舅舅把我拉到一边,压低声音,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:“晨晨,你妈……最近在单位,是不是不顺心啊?”
  我摇了摇头……
  “那就怪了……”舅舅挠了挠头,脸上满是困惑。
  “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——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——他说,以前啊,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头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,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可最近这几个月,一次都没叫过。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。”
  税改成果汇报“小组,也没让她进。老张他儿子说,现在局里最红的,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,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……”
  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,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  我只觉得,有一股冰冷的、彻骨的寒意,从我的脚底,一点一点地,爬了上来。
  那天晚上,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,给“请”走了。
  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,走的时候,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。
  我们家的空气,在那之后,陷入了一种更深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  但奇怪的是,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寂静之上,我们家属院,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,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,突然变得喧嚣、嘈杂,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、荒诞,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。
  那段时间,我的注意力,被这些接踵而至的、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。
  第一件大事,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。
  一天早上,我还在睡梦中,就被一阵刺耳的、“嗡嗡嗡”的电锯声给吵醒了。
  我从窗户往外看,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人,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。
  那几棵树,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,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,秋天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。
  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人们都急了。
  他们围着工人,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。
  带头的工人,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,说这是“县里统一规划,创建文明卫生城市”,这些老树树根乱长,破坏下水道。
  而且遮挡光线,容易滋生蚊虫,必须全部砍掉,统一换成“美观大方”的冬青和灌木。
  老人们说不过他们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、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,在一阵阵令人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。
  那一天,我们家属院,第一次,完完整整地,暴露在了刺眼的、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。
  第二件大事,是关于“网络”。
  林海峰的爸爸,那个有钱的林老板,在我们县城里,开了第一家网吧。
  就在我们学校附近,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。
  那地方,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,和所有家长的噩梦。
  每天放学,都有成群结队的、穿着校服的男生,像着了魔一样,涌进那个挂着“冲浪E族”招牌的、昏暗的门洞里。
  里面,总是传来激烈的、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。
  林海峰,理所当然地,成了那里的国王。
  他不再需要来学校,就能维系他的权威。
  谁想玩最新的游戏,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,都得去网吧里,孝敬他几瓶可乐,或者一包红塔山。
  而曾文静的爸爸,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,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、最激烈的旗手。
  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,控诉网络游戏是“电子海洛因”,会毁掉我们这一代人。
  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,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。
  但这一切,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  那家名叫“冲浪E族”的网吧,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  而曾老师,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,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、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。
  那段时间,我们县城,就像一个巨大的、光怪陆离的舞台。
  砍树的,下岗的,上网的……各种各样的人,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、欲望和挣扎,匆匆地,在我的眼前,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。
  我像一个贪婪的、初出茅庐的观众,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剧情,给彻底地吸引了。
  以至于,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,我们家那片小小的、看似平静的舞台上,也正在酝酿着一场,无人观看的、更深刻的风暴。
  妈妈依旧清闲……
  那种被架空的、无所事事的日子,像一层厚厚的、不透气的青苔,慢慢地,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。
  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,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。
  她似乎……习惯了。
  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、喧嚣的背景音之下,我们家的生活,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、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。
  妈妈嘴上,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。
  他的名字,连同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,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,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,彻底消失了。
  她对我,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。
  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,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。
  我们家的晚饭时间,开始悄悄地,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从五点半,变成了六点。
  起初我没有在意。
  直到有一次,我饿得厉害,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。
  她正坐在窗边,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,听到我的话,头也不抬地说:“等天黑透了再做,凉快。”
  我知道,她在撒谎。
  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,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。
  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,那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奥迪车,都会准时地,从那扇大铁门里,缓缓地驶出来。
  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,她是在等那辆车。
  她想知道,他今天,有没有加班。
  她从不承认……
  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,她就会立刻站起身,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,走进厨房,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,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。
  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,她脸上的那层冰霜,就会结得更厚,那晚的饭菜,也总是会咸得发苦。
  我们家的电视机,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,彻底坏掉了。
  屏幕上,只剩下一片永恒的、沙沙作响的雪花。
  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,拆开后盖,鼓捣了半天,最后摇着头宣布,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,没得修了。
 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。
  她会在晚饭后,带着我,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、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。
  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,路灯很亮,路面很宽,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
  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,或者县医院的院长,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
  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,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、太爱显摆,但那段时间,她却一反常态地,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。
 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。
  她自己什么也不要,只是拉着我的手,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  她的步子很慢,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,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,来回地、不着痕迹地扫视着。
  我知道她在找谁。
  我们走了很多天,都没有遇到。直到有一次,我们真的。
  “偶遇”了。
  那天晚上,我们正走着,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,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,和一个我不认识的、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。
  是吕叔叔……
  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,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、冰冷的汗,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。
  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,身体却不由自主地,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。
 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,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。
  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,然后转过身,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。
  四目相对,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
 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,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。
  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
  “程蕾同志……”他点了点头,语气是那种纯粹的、领导对下属的客气。
  “带孩子散步啊?”
  “是,是啊,吕局长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,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  “您……您也来散步?”
  “嗯,跟招商局的刘局长,随便聊聊工作。”
  他轻描淡写地说,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,笑着摸了摸我的头。
  “晨晨又长高了啊。最近学习怎么样?那本《复活》,看完了没有?”
  他记得那本书……
  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,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,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。
  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,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。
  “还在……还在看。”她替我回答道,声音嘶哑。
  “嗯,好书,要慢慢读。”吕叔叔点了点头,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,又客气地对妈妈说。
  “行,那你们继续逛吧,我先回去了。”
  他说完,就真的转身,迈开步子,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,没有多说一句话,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
  他就那么走了,留下妈妈一个人僵在原地,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、冰冷的雕像。
  我看到,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、决绝的背影,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,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、彻底地熄灭了。
  她只是牵着我,转过身,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  她的背影,在那条灯火通明的、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,很长。
  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,妈妈那所有口是心非的矜持,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,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“程蕾同志”面前,都显得那么的苍白,那么的可笑。
  她输了。在这场无声的、关于谁先低头的战争里,她输得一败涂地。

第9章
  那个冬天,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,一夜之间,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、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。
  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,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、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。
 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,送的却不是信,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。
  据说,能把一份文件,在一天之内,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。
  我们家属院里的人,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,有那个钱,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?
  但很快,我就发现,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,唯一一个,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。
 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,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,迅速地、无可挽回地,干瘪了下去。
  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,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。
  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、想要“抓住”什么的努力。
  她迷上了十字绣。
  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,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很高级的杂志上,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——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、孤单的女孩,正踮着脚尖,在悬崖边上,迎着月光,独自旋转。
  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。
  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、精力,和那些无法言说的、翻涌的情绪,都一针一线地,倾注了进去。
  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。
  她只是看一眼,然后把血珠吮掉,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。
  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,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,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,第一次,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  他送来一个厚厚的、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。收件人,是妈妈的名字。
  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,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、漂亮的手,在微微地颤抖。
  她关上门,背靠着门板,站了很久,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。
  里面,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,而是一叠厚厚的、关于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”的、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。
  文件的首页,夹着一张小小的、打印的便笺,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:“程蕾同志: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,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,望认真研读,并于下周三前,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。吕茂军。”
  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。
  我只看到,妈妈看着那张便笺,看着那个熟悉的、苍劲有力的签名,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,正在缓慢地、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。
  那不是喜悦,也不是激动。
  那是一种……一个快要溺死的人,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,那种劫后余生般的、巨大的、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。
  她没有说话……
  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,仔仔细细地,从文件上撕下来。
  然后,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里,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、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。
  从那天起,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。
  每隔几天,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,就会送来一个新的、厚厚的文件袋。
  妈妈的生活,重新被工作填满了。
  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、在灯下奋笔疾书的、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。
  而我,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,迎来了我童年中,最快乐,也最“富有”的一段时光。
  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、名叫四驱车的玩具。
  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、带着马达和电池的、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。
  一夜之间,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,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。
  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,或者一颗猎豹马达,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,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。
 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,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、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。
  每天放学,那里都围满了男生,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“嗡嗡”声,和塑料车壳碰撞的“啪啪”声。
  林海峰,理所当然地,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。
  他的车,都是他爸爸托人,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,光一个车壳,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。
  他的工具箱里,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——镀金的导电片、滚珠轴承、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、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。
  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、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,而我们,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,享受着那种纯粹的、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。
  他像一个孤僻的、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。
  他会一个人,在跑道边上,蹲上一整个下午,反复地,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轮的咬合度。
  他看我们的眼神,不再是轻蔑,而是一种更纯粹的、属于工程师的、不屑一顾——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,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。
  而我,也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。
  那是我用整个暑假,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,换来的零花钱,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。
 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,照着说明书,笨拙地,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,一点一点地,拼装了起来。
  当我把电池装上,按下开关,看到那四个小小的轮子,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,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创造的喜悦,充满了我的内心。
  那辆蓝色的、粗糙的、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,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。
  而曾文静,则成了我唯一的“后勤部长”。
  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。
  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时,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,帮我把它撬下来。
  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人而垂头丧气时,递给我一块糖。
  她说:“输了就输了嘛,不就是个玩具吗?你上次语文考试,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?这不就够了?”
  那段时间,阳光很好。
  我们三个人,以一种奇特的、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,共享着那个小小的、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口。
  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,追求着极致的速度。
  而我和曾文静,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、笨拙的快乐。
  我几乎都快要以为,生活,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奶糖的甜味里,一直这样,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。
  但生活,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、平坦的四驱车跑道,这份脆弱的平衡,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口文具店墙上的、红色的海报打破的。
  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,上面写着“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”。
  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人文化宫。
  比赛的奖品,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有着致命的吸引力——冠军,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、原装进口的田宫旋风冲锋,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。
  那辆旋风冲锋,就像一个传说。
  它的底盘是透明的,可以看到里面精密复杂的结构,它的车壳,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、漂亮的流线型。
  据说,它什么都不用改,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乱七八糟的盗版车。
  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,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,落进了我们校门口那潭平静的水里。
  我也没能免俗……
  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,装了又拆,每一个齿轮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,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。
  可我知道,这都是徒劳。
  它那颗虚弱的、不知名姓的马达,决定了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。
  我需要三十块钱。
  这个数字,我是在心里,用铅笔,一笔一划地,悄悄算出来的。
  一颗猎豹马达,十八块。
  一套最便宜的、带轴承的塑料导轮,十二块。
  那天晚上,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。
  她没有看那些文件,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。
  她只是坐在桌边,就着灯光,仔仔细细地,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。
  她最近穿得最多的,是那种浅灰色的,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。
  我听见她说,这种袜子不显脏,也比肉色的结实。
  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,倒上一点点洗衣粉,用她那双漂亮的手,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
  白色的泡沫,顺着她洁白的手腕,缓缓地往上爬。
  那动作,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,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  洗完后,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。
  就在她转身的时候,她“呀”了一声。
  我凑过去看……
  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,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,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、细细的银丝。
  那道银丝,在昏黄的灯光下,像一道小小的、精致的伤口。
 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,叹一口气,然后把它收起来,等有空的时候,用针线,小心地把它缝补好。
  但她没有……
  她只是拿着那只勾破了的袜子,在灯下,端详了很久。
  她的眉头,微微地蹙着,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。
 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。
  过了一会儿,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,拿出了针和线。
  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、用来补衣服的棉线。
  她从笸箩的最底层,翻出了一个小小的、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。
  那上面的线,是透明的,比头发丝还要细,在灯光下,几乎看不见。
  妈妈说,这叫尼龙线,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,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。
  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,就着灯光,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、银色的伤口。
  她的动作,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女,还要专注,还要小心翼翼。
  那根细细的针尖,在她白皙的、骨节分明的手指间,上下翻飞。
  她的呼吸,都放得很轻,仿佛生怕一口气,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。
  我站在她身后,看着她那个瘦削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。
  屋子里很安静,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,在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不知疲倦的声响。
  那一刻,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、吵闹了很久的念头,就那么突然地安静了下来。
  我忽然觉得,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、那三十块钱的轰鸣,在妈妈此刻,指尖上这根安静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,显得那么的喧嚣,那么的……不懂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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